一个人不可能独立地在社会中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与竞争是我们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动力。卡耐基认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很有价值的观点。

　　卡耐基问大家，你对于自己发现的思想，是不是比别人用银盘子盛着交到你手上的那些思想，更有信心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如果你要把自己的意见硬塞入别人的喉咙里，岂不是很差劲的作法吗？若提出建议，然后让别人自己去想出结论，那样不是更聪明吗？

　　举个例子来说明：卡耐基的一位学生，费城的亚道夫·塞咨先生，突然发现他必须对一群沮丧、散漫的汽车推销员灌输热忱。他召开了一次销售会议，鼓励他们，并希望他们对他提出各种要求。在他们说话来的同时，他把他们的想法写在黑板上。然后，他说：“我会把你们要求我的这些个性，全部给你们。现在，我要你们告诉我，我有权利从你们那么得到的东西。”这就是：忠实、诚实、进取、乐观、团结，每天热诚地工作八小时。有一个人甚至自愿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会议在新的气氛，新的启示中结束。塞咨先生后来说，自此以后，销售量上升得十分可观。

　　“他们等于和我作了一次道义上的交易，”塞咨先生说，“只要我遵守我的条约，他们也就决定遵守他们的。向他们探询他们的希望和愿望，就等于在他们手臂上打了他们最需要的一针。”

　　没有人喜欢被强迫购买或遵照命令行事，我们宁愿觉得是出于自愿购买东西，或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来做事。我们很高兴有人来探询我们的愿望、我们的需要以及我们的想法。

　　以尤金·威森的例子再作说明。他在获知这项真理之前，损失了数不清的佣金。威森为一家专门替服装设计师和纺织品制造商设计花样的画室推销草图，一连三年，威森先生每个星期都去拜访纽约一位著名的服装设计家。“他从不拒绝接见我，”威森先生说，“但他也从来不买我的东西。他总是很仔细地看看我的草图，然后说：‘不行，威森，我想我们今天谈不拢了。’”经过一百五十次的失败，威森终于明白自己过于墨守成规；于是他下定决心，每个星期拨出一个晚上去研究做人处世的哲学，以发展新观念，创造新的热忱。

　　不久，他就急于尝试一项新方法。他随手抓起六张画家们未完成的草图，冲入买主的办公室。“如果你愿意的话，希望你帮我一个小忙，”他说，“这是一些尚未完成的草图。能否请你告诉我，我们应该如何把它们完成才能对你有所帮助？”

　　这位买主默默看了那些草图一会儿，然后说：“把这些图留在我这儿几天，然后再回来见我。”

　　三天以后威森又去了，获得他的某些建议，取了草图回到画室，按照买主的意思把它们修饰完成。结果呢？全部被接受了。

　　从那时候起，这位买主已订购了许多其他的图案，这全是根据他的想法画成的——而威森却净赚了一千六百多元的佣金。“我现在明白，这么多年来，为什么我一直无法和这位买主做成买卖，”威森说，“我以前只是催促他买下我认为他应该买的东西。我现在的作法正好完全相反。我鼓励他把他的想法交给我。他现在觉得这些图案是他创造的，确实也是如此。我现在用不着去向他推销。他自动会买。”

　　当提奥多·罗斯福当纽约州州长的时候，他完成了一项很不寻常的功绩。他一方面和政治领袖们保持很良好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强迫进行一些他们十分不高兴的改革。下面是他的做法。

　　当某一个重要职位空缺时，他就邀请所有的政治领袖推荐接任人选。“起初，”罗斯福说，“他们也许会提议一个很差劲的党棍，就是那种需要‘照顾’的人。我就告诉他们，任命这样一个人不是好政策，大众也不会赞成。

　　“然后他们又把另一个党棍的名字提供给我，这一次是个老公务员，他只求一切平安，少有建树。我告诉他们，这个人无法达到大众的期望，接着我又请求他们，看看他们是否能找到一个显然很适合这职位的人选。

　　“他们第三次建议的人选，差不多可以但还不太行。

　　“接着，我谢谢他们，请求他们再试一次，而他们第四次所推举的人就可以接受了；于是他们就提名一个我自己也会挑选的最佳人选。我对他们的协助表示感激，接着就任命那个人——我还把这项任命的功劳归之于他们……我告诉他们，我这样做是为了能使他们感到高兴，现在该轮到他们来使我高兴了。

　　“而他们真的使我高兴。他们以支持象‘文职法案’和‘特别税法案’，这类全面性的改革方案，来使我高兴。”

　　罗斯福尽可能地向其他人请教，并尊重他们的忠告。当罗斯福任命一个重要人选时，他让那些政治领袖们觉得，他们选出了适当的人选，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主意。

　　长岛的一位汽车商人，利用同样的技巧，把一辆二手货汽车，成功地卖给了一位苏格兰人及他的太太。这位商人带着那位苏格兰人看过一辆又一辆车子，但总是不对劲。这不适合，那不好用，价格又太高，他总是说价格太高。在这种情况下，这位商人就向卡耐基班上的同学求助。

　　同学们劝告他，停止向那位“苏格兰人”推销，而让他自动购买。大家说，不必告诉“苏格兰人”怎么做，为什么不让他告诉你怎么做？让他觉得出主意的人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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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建议听起来相当不错。因此，几天之后，当有位顾客希望把他的旧车子换一辆新的时，这位商人就开始尝试这个新的方法。他知道，这辆旧车子对“苏格兰人”可能很有吸引力。于是，他打电话给“苏格兰人”，请他能否过来一下，特别帮个忙，提供一点建议。

　　苏格兰人来了之后，汽车商说：“你是个很精明的买主，你懂得车子的价值。能不能请你看看这部车子，试试它的性能，然后告诉我这辆车子，应该出价多少才合算？’“苏格兰人”的脸上泛起“一个大笑容”。终于有人来向他请教了，他的能力已受到赏识。他把车子开上皇后大道，一直从牙买加区开到佛洛里斯特山，然后开回来。“如果你能以三百元买下这部车子，”他建议说，“那你就买对了。”

　　“如果我能以这个价钱把它买下，你是否愿意买它？”这位商人问题。三百元，这是他的主意，他的估价。这笔生意立刻成交了。

　　让别人觉得办法是他或她想出来的，不只可以运用于商场和政坛上，也同样可以运用于家庭生活之中。奥克拉荷马州吐萨市的保罗·戴维斯，告诉班上同学他是如何地运用这个原则：

　　“我的家庭和我享受了一次最有意思的观光旅行。我以前早就梦想着要去看看诸如盖弟斯堡的内战战场、费城的独立厅等等的历史古迹，以及美国的首都，法吉谷、詹姆斯台以及威廉士堡保留下来的殖民时代的村庄，也列在我想造访的名单上。

　　“在三月里，我夫人南茜提到她有一个夏天度假计划，包括游览西部各州，以及看看新墨西哥、阿利桑那州、加州以及内华达州的观光胜地。她想去这些地方游玩已经有好几年了。但是很明显的，我们不能既照我的想法又照她的计划去旅行。

　　“我们的女儿安妮刚刚在初中读完了美国历史，对于在美国发生的各件事件都极感兴趣。我问她喜不喜欢在我们下次度假的时候，去看看她在课本上读到的那些地方，她说她非常喜欢。

　　“两天以后，我们一起围坐在餐桌旁。南茜宣布说，如果我们大家都同意，在夏天度假的时候将去东部各州。她还说这趟旅行不但对安妮很有意义，对大家来说，也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

　　一位X光机器制造商，利用这同样的心理战术，把他的设备卖给了布鲁克林一家最大的医院。那家医院正在扩建，准备成立全美国最好的X光科。L大夫负责X光科，整天受到推销员的包围。他们一味地歌颂、赞美他们自己的机器设备。

　　然而，有一位制造商却更具技巧，他比其他人更懂得对付人性的弱点。他写了一封信，内容大致如下：

　　“我们的工厂最近完成了一套新型的X光任务。这批机器的第一部分刚刚运到我们的办公室来，它们并非十全十美。

　　我们知道，我们想改进它们。因此，如果你能抽空来看看它们并提出你的宝贵意见，使它们能改进得对你们这一行业有更多的帮助，那我们将深为感激。我知道你十分忙碌，我乐于在你指定的任何时候，派车子去接你。”

　　“接到那封信时，我感觉很惊讶，”L大夫在班上叙述这件事说，“我既觉得惊讶，又觉得受到很大的恭维。以前从没有任何一位X光制造商向我请教，这使我觉得自己很重要。那个星期，我每天晚上都很忙，但是我还是推掉了一个晚餐约会，以便去看看那套设备。结果，我看得愈仔细，愈发觉自己十分喜欢它。

　　“没有人试图把它推销给我。我觉得，为医院买下那套设备，完全是我自己的主意。我接受了那些优越的品质，于是就把它订购下来。”

　　爱默生在他的散文《自己靠自己》一文中说：“在天才的每一项创作和发明之中，我们都看到了我们过去放弃的想法；

　　这些想法再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显得相当的伟大。”

　　爱德华·豪斯上校，在威尔逊总统执政期间，在国内及国际事务上有极大的影响力。威尔逊对豪斯上校的秘密谘询及意见依赖的程度，远超过对自己内阁的依赖。

　　豪斯上校利用什么方法来影响总统呢？

　　“‘认识总统之后，’豪斯说，‘我发现，要改变他看法的最佳办法，就是把这种新观念很自然地建立在他的脑海中，使他发生兴趣——使他自己经常想到它。第一次这种方法奏效，纯粹是一个意外。有一次我到白宫拜访他，催促他执行一项政策，而他显然对这项政策不表赞成。但几天以后，在餐桌上，我惊讶地听见他把我的建议当作他自己的意见说出来。’”豪斯没有打断他说：“这不是你的主意。这是我的。”他太老练了。他不愿追求荣誉，他只要成果。所以他让威尔逊继续认为那是他自己的想法。豪斯甚至更进一步，他使威尔逊获得这些建议的公开荣誉。

　　卡耐基告诫我们，我们明天所要接触的人，就象威尔逊那样具有人性的弱点，因此，让我们使用豪斯的技巧吧。

　　几年以前，一个在新布仑兹维克的人，在卡耐基身上应用了这项技巧，从而使卡耐基照顾了他的生意。那时，卡耐基正计划到新布仑兹维克去钓鱼及划独木舟，于是写信给观光局，向他们索取资料。卡耐基立刻就收到了各个露营区及乡道所寄来的无数信件、小册子以及宣传单，被弄得头昏脑胀无所适从，不知道选哪一个好。有家营区的主人作了一件很聪明的事，他把他曾经服务过的几个纽约人的姓名和电话号码寄给卡耐基，并请打电话给他们，让卡耐基自己去发现他究竟有什么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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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耐基很惊讶地发现，名单上竟有他所认识的一个人。于是打电话给他，询问他的看法，然后卡耐基立刻打电报把抵达的日期通知那家营区。

　　其他人想向卡耐基强迫推销，但另外一个人却让卡耐基把自己推销出去。自然就获得了成功。

　　在二十五个世纪之前，中国的哲人老子说了一段话，本书的读者今天可能还用得上：“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

　　所以，如果你想影响他人接受你的思想方式，请记住这条规则：

　　“让他人觉得这个想法是他自己的。”

　　有一次，查尔斯·史考伯手下的一名工厂经理来向他讨教，因为他的员工一直无法完成他们份内的工作。

　　“象你这样能干的人，”史考伯问，“怎么会无法使工厂员工发挥工作效率？”

　　“我不知道，”那人回答，“我向那些人说尽好话，我在后面推他们一把，我又发誓又诅咒的，我也曾威胁要把他们开除，但一点效果也没有。他们还是无法达到预定的生产效率。”

　　当时日班已经结束，夜班正要开始。

　　“给我一根粉笔，”史考伯说。然后，他转身面对最靠近他的一名工人，问道：“你们这一班今天制造了几部暖气机？”

　　“六部。”

　　史考伯不说一句话，在地板上用粉笔写下一个大大的阿拉伯数字：“6”，然后走开。

　　夜班工人进来时，他们看到了那个“6”字，就问这是什么意思。

　　“大老板今天到这儿来了，”那位日班工人说，“他问人们制造了几部暖气机，我们说六部。他就把它写在地板上。”

　　第二天早上，史考伯又来到工厂。夜班工人已把“6”擦掉，写上一个更大的“7”。

　　日班工人早上来上班时，当然看到了那个很大的“7”字。

　　原来夜班工人认为他们比日班工人强，他们当然要向夜班工人挑战。他们加紧工作，那晚他们下班之后，留下一个颇具威胁性的大“10”字。情况显然逐渐好转。

　　不久之后，这家产量一直落后的工厂，终于比其他的工厂生产得更多。

　　原因何在？

　　让史考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明。“要使工作能圆满完成，”史考伯说，“就必须激起竞争。我指的并非是赚钱的卑鄙手段，而是激起超越他人的欲望。”

　　超越他人的欲望！挑战！是振奋人们精神的一项绝对可靠的方法。

　　如果没有人向他挑战，提奥多·罗斯福可能就不会成为美国总统。当时，这位义勇骑兵队一分子刚从古巴回来，并被推选出来竞选纽约州州长。结果，反对党发现他不再是该州的合法居民；罗斯福被吓坏了，想退出。但这时，托马斯·科力尔·普列特提出挑战。他突然转身面对罗斯福，大声叫起来：“圣璜山的这位英雄，难道只是一名懦夫？”

　　于是罗斯福留下来接受挑战——其余的全是历史了。这项挑战不仅改变了他一生；对于美国历史也有真正的影响。

　　“每个人都有所畏惧，但是勇敢的人把他们的畏惧放在一边而勇往直前，结果有时会通往死亡，但最终总是通向胜利。”

　　这是古代希腊帝王的言论。什么东西还比克服困难的机会所能提供的更具挑战性？

　　查尔斯·史考伯深知挑战的效力，普列特和艾尔·史密斯也懂得这一点。

　　艾尔·史密斯在担任纽约州州长的时候，就应用过这个方法。辛辛监狱，魔鬼岛西方最恶名昭彰的一座监狱，一名管理人空缺了。那座监狱丑闻满天飞——丑闻以及一些恶毒的谣言。史密斯需要一个强人来管理。但是，找谁呢？他派人把新汉普顿的刘易士·路易斯请来。

　　当刘易士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愉快地说：“你去主持辛辛监狱，如何？他们那儿需要一个有经验的人。”

　　刘易士·路易斯非常为难，他深知辛辛的危险。这是一个政治性的职位，是政治奇想中的攻击目标。典狱长来了又走——其中有一个只干了三个星期。他必须考虑他的前途，这是否值得冒险？

　　史密斯看到他犹豫不决，于是往椅背一靠，露出笑容。他说，“我不责备你吓成这样子。这不是个容易应付的地方，它需要一个人物到那边坐镇。”

　　史密斯提出了挑战，刘易士很喜欢去担任一个需要大人物坐镇的职位。

　　于是他去了，并且坚持下去，成了当代最著名的典狱长。

　　他曾在电台里广播；他的监狱生活的故事也被改编成十几部电影。而他的罪犯“人性化”，在监狱改革上带来了奇迹式的改变。

　　哈维·怀尔史东，伟大的火石轮胎及橡胶公司的创始人。

　　他说：“我发现，光用薪水是留不住好员工的。我认为，是工作本身的竞争……”

　　伟大的行为科学家之一佛瑞德瑞克·侯兹柏也同意这种说法。他深入研究了好几千名从工厂作业员到高级经理的工作态度。他所发现的激励工作的最大因素是什么？工作上具有刺激性？钞票？良好的工作环境？福利？都不是。激励人们工作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工作本身。如果工作令人兴奋和有趣，负责工作的人就会渴望去做，而且努力把工作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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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每个成功的人所喜爱的：竞争和自我表现的机会，证明他自己的价值、超越、获胜的机会。渴望超越别人，渴望有一种重要的感觉。

　　所以，如果你想使人们——有精神、有勇气的人——接受你的想法，请向他们：“提出挑战。”

　　下面的分析或许对你理解合作与竞争有些帮助。

　　为什么人生自立要合群？这里有两个方面的道理。首先，从客观方面说，人生的实存状态，就是以群体的方式实现的，绝对孤立的个体不可能实现人生。因为，人自身生存所需要的物质资料和精神资料，不可能完全由个人的活动来取得和满足，个人的体力、智力有限，而且必须在群体的活动和交往中得到发展。不仅如此，个人在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危机，也不可能完全由自己的力量得到解决，必须得到他人或集体的协助、支持才能解决。所以，人必须相互依存、相互联系才能生存。人是作为关系而存在的，这是人生的实存状。

　　其次，从主观方面说，人之为人是能够意识到群体的关系和联系的，因此应当在理智和情感上，自觉地、主动地去适应和促成必要的、有益的群体关系。所谓“合群”，正是强调在认识客观存在的群体关系的基础上，自觉地、主动地去维护或促进群体的正常关系，使人生得到健康、顺利的发展。

　　客观方面所揭示的是人生的“实存”，主观方面所要求的就是“应该”。这就是说，人生不仅是群体的，而且应该是自觉去过群体生活的，应该能够合群、善于合群。人只有能合群、善于合群，才能积极维护和促进群体的生存和发展，同时也才能使个体更好的自立。这就是个人只有在群体中才能得到发展的道理。

　　自立与合群，是人生得以全面发展的两个主要方面，特别是在现代社会商品经济普遍发展的条件下，要使个性的全面发展和能力的全面发展成为可能，就必须把自立与合群结合起来，在竞争与协作中，全面发展自立与合群的能力。

　　人生的自立与合群，蕴含着积极的竞争与协作。竞争与协作，都是人生进取与事业成功的机制。

　　积极的竞争，也可以称作良性的竞争，是人类生长、完善和社会发展的普遍现象。不过在专制的、强制的社会制度和环境中，这种竞争机制得不到正常地、良性地施展，常常酿成嫉妒、诡计，甚至撕杀；而在比较自由、民主的制度和环境中，竞争能够得到正常的、良性的发展，在社会生活中普遍发生作用。其实，竞争在最早普遍施展的英国，也是与竞赛作同义理解的，而且作这种理解的就是讲出“人对人是狼”的霍布斯。在他看来，竞争者为取得成功，“奋力自强以图与对方相匹敌或超过对方，就谓之竞赛”。但这种竞赛如果加进自私的目的和自私的手段，就会变为互相敌对和损人利己的争斗。由此，他提出保证个人生存权利的契约论和自然法，以约束个人的为所欲为。这就要求有为达到利己目的的履行契约的协作。

　　十九世纪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威廉·汤普逊，曾经从功利主义观点上对历史上的竞争作过比较分析。他首先肯定谋求利益的动机，对劳动者来说是一时也不可缺少的推动力。

　　要充分发挥这种动力的作用，就要使劳动者有条件发挥自己的能力。这就是要使劳动者得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并因努力劳动而得到奖励。如果用强迫劳动和专制统治的办法压抑劳动者，那么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道德上，都将是对社会的危害和损失。因此，他肯定个人竞争制度比起强制制度与非自愿制度来，具有很多的优越性。但是，鉴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中的利己主义支配，使竞争成为贪得无厌、损人利己、损公益私的手段，因此他试图寻求一种既能保持竞争的优越性，又能避免竞争所带来的流弊的制度。按照他的理想，实行这种竞争加合作的制度，就能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结合。他的思想具有永久的魅力。

　　竞争是生物界和人类社会的一个普遍规律。积极的、良性的竞争是应当肯定的。所谓竞争，就是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追求成功，并力求超过他人，成为先进者。这种竞争就是自立、自强、改为天下先。在正当的目的、手段和方式下的竞争，能使每个人的智慧、才能和人格，得到充分的发展和表现，从而大大提高人生的效率，实现理想目标。因此，只有在竞争中自立、自强的个体所组成的群体，才能有整体的活力和创造力，没有竞争的个体所组成的群体，是缺乏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因此，竞争是群体发展和富有创造力的根本机制。

　　但是，个人的竞争性要能够正常发挥，同时必须发展群体意识，积极与他人协作、互助。竞争本身是智慧、才能的比赛，同时也是品德、人格的比赛。在竞争中，竞争者一方面要不怕强者，不怕嫉妒，敢于争强，力求争先；另一方面，又需要善于同他人协作、互助，增长群体情感和合作精神。事实上，竞争本身就需要互助、信息交流、友谊鼓励和支持，情绪安慰及紧张后的娱乐，在交际和协作中，得到知识，增长经验，提高取得成功的能力。正是竞争激发着人们强烈的协作愿望和行动。

　　从另一方面看，个体的竞争也必须以促进群体的协作为条件。如果竞争妨害群体的协作，削弱或破坏群体的发展，这样的竞争不但不能促进个体完善、社会发展，而且必然成为社会腐败、个体堕落的因素。因为个体只有以正当的目的、正当的手段，以正当的方式，进行竞争，才能有利于群体的联合与协作，那种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争胜斗强，就是常言所指的“害群之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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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又竞争又协作的人生状态能否实现？理想的模式固然难说。但在经验生活中，这样的典型还是有的。一般来说，日本人的人生方式，就是个体与群体并重、竞争与协作结合的。一个典型的日本人，不仅具有强烈的成就动机和竞争取胜的精神，而且同时又非常注重集体意识，善于合作与协调。

　　这就是日本人的自我表现与自我克制统一的性格。美国历史学家埃德温·赖肖尔赞扬日本人无疑比多数西方人具有更多的集体倾向，而且在互助合作的团体生活中形成了这方面的高超技巧。但是，他又强调指出，日本人具有浓厚的个人意识，在把个人从属于集体的同时，在其他方面仍然保持着强烈的个性意识，顽强地表现自己，积极奋斗，干劲十足。

　　据说，日本人流行一句话：一个中国人可以干得过一个日本人，但三个中国人却干不过三个日本人。这话显然是说中国人有个人竞争和成功的能力，但是不善于集体协作，去发挥协作和整体的力量。这话有偏颇，也有道理。

　　一个民族最危险的是墨守陈规，不敢改革；一个人最糟糕的是知足常乐，不求进取。要树立起竞争观念，就必须破除知足常乐的旧观念。所谓“知足常乐”，就是满足自己的眼前所得，保持自己的安乐。这种处世态度，并不只是指日常生活不奢求，而是一种保守主义、利己主义的人生哲学。中国春秋时代的老子宣传“无为而治”，提倡“知足”、“知止”、“无欲”、“不争”。他认为人生在世如能满足自己的所得，如此不争，不但可以保持内心的清静和愉快，而且还可以免遭屈辱和灾祸，即所谓“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祸莫大于不知足”，只有知足知止，无欲不争，才能长乐久安。显然，这是一种保守的、消极的人生哲学。

　　首先，知足者的知足，不论是夜郎自大还是甘居中游，都是形而上学思想的表现。它不仅违背事物发展的规律性，而且也不符合人自身进步的内在要求。事物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人生也总得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永不知足地积极进取，自强不息。在学习、劳动和工作中，永不满足于已有的成绩，总是看到不足、以成绩为起点，向着更高的目标积极进取，就会不断达到新的成就，在日新月异的进步中得到安乐和幸福、生活的经验证明，“乐”不在于“知足”，而在于“不知足”；

　　知足者常忧，不知足者常乐，这才是人生的逻辑。

　　其次，“知足常乐”这种处世哲学的背后，隐藏的是狭隘的利己主义打算。它所追求的快乐，是个人“知足”之乐。这样的知足一旦得不到，就会产生对生活的不满、妒嫉，甚至对人生失望。因为这种追求和满足的只是一个“自我”，如果这个“自我”不能满足，那么仅有的一点得意和快乐就会转化为痛苦。

　　当然，指出“知足常乐”的人生哲学的狭隘和片面，并不是说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讲知足。知足还是不知足，要看具体情况。在一定意义上，“知足”也可以使我们今昔对比，更加珍惜今天的进步和幸福，防止因物质享乐欲望的不知足而贪婪和堕落。但是，决不能离开自强、进步谈知足。对于“不知足”也要作具体分析，并不是任何“不知足”都是可取的。那种好高骛远、贪得无厌的不知足，同消极的自私的“知足”一样，也会破坏正常的、积极的竞争和协作。

　　在人生过程中，正确地对待竞争，必须注意同他人的联合和协作，在联合与协作过程中，既要有“改为天下先”的勇气，又要注意把个人的作用同群体的力量结合起来。要竞争，就必须克服自卑心理、嫉妒心理。要在竞争中取胜，要克服轻慢心理，要看到竞争者之间的差别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既不要大意，也不要惧怕强手而怯步；要有不畏强手，绝不示弱的精神和拼劲。当然，不示弱，也要根据实际对比力量，不能盲目自信，盲目轻慢对手，以致作毫无把握的竞争。人生的积极竞争，是在共同幸福，进步前提下的友好竞争。这种竞争本质上是一种竞赛，既要有求胜、成功的强烈愿望，又要搞好协作、协调、以正当的手段和方式进行竞争，以利于共同进步和共同事业的发展。

　　也许你知道S·胡洛克这个人，他是美国第一流的音乐经纪人。他跟艺术家们打了二十年的交道：查里亚宾、伊莎都拉·邓肯、拔夫洛华，这些都是世界闻名的艺术家。胡洛克先生告诉卡耐基：“我跟那些明星们接触所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同情，同情。对他们那种孤癖、固执、暴躁，甚至有些不通情理的怪脾气同样需要同情。”

　　他曾经担任著名的男低音歌唱家查理亚宾的经纪人达三年之久。这位男低音风靡大都会歌剧院，但他的脾气很怪，象一个被宠坏了的小孩子；用胡洛克先生的话说：“常常令人头痛。”

　　有一回，查理亚宾在要上台演唱的那天中午，突然打电话给胡洛克。他说：“我的喉咙不舒服，象一块生的碎牛肉，今晚不能上台演唱了。”胡洛克先生这下可急坏了，但是，他没有同他争吵。他知道这样做只会把事情弄僵。于是，他马上赶到查理亚宾的旅馆，一见面就表现得十分同情。“怎么啦，可怜的朋友？”他很忧伤地说：“你的感觉怎么样？如果你不能演唱，我想应该把这场演唱会取消。这只不过使你损失一两千元而已，但是跟你的名誉比较起来，这算不了什么。”



　　这时，查理亚宾叹口气说：“五点钟你再来一趟吧。也许那时候我的嗓子会好一点。”

　　下午五点钟，胡洛克先生又赶到他的旅馆，仍旧是一副十分同情的姿态。他再度坚持取消演唱。查理亚宾又叹了口气，他要胡洛克过一会再去看看他，也许那时他会更好一些。

　　七点三十分，这位男低音终于表示同意登台演唱了。因为他得到了同情，他不能使胡洛克难堪。

　　胡洛克对卡耐基说：“在那种情况下，同情他，是使他走上舞台的唯一方法。”

　　人们需要同情。同情是人与人之间合作的重要感情基础。

　　如果你拥有某种权力，那不算什么；如果你拥有一颗富于同情的心，那你就会获得许多权力所无法获得的人心。

　　因此，如果你想让别人接受佻的思想，和你更好地合作，不要忘了这一信条：对别人的想法和希望表示同情。

　　谈判不仅仅是参与谈判双方的实力对比，而且是智慧和耐性的竞赛。签订任何一个协议，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磨出来的。办任何事都需要耐心，谈判作为一门复杂系统的工程，更需要忍耐。

　　日本有不少人是世界上著名的谈判专家，被称为谈判高手。他们谈判成功的诀窍之一就是具有很强的耐心，对许多问题绝不会立即作答。有一次，日本一家航空公司就引进法国飞机的问题与法国的飞机制造厂商进行谈判。为让日方了解产品的性能，法国方面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各种资料一应俱全。谈判一开始，急于求成的法方代表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进行讲解，翻译忙得满头大汗。日本人埋头做笔记，仔细聆听，一言不发。法方最后问道：“你们觉得怎样？”日本代表有礼貌地回答说：“我们不明白。”“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法方代表焦急地问道。日方代表仍然以微笑作答：“不明白，一切都不明白。”法方代表看到一切都要前功尽弃，付之东流，沮丧地说：“那么……你们希望我们怎么办？”日方提出：“你们可以把全部资料再为我们重新解释一遍吗？”法方不得已，又重复一遍。这样反复几次的结果，日本人把价格压到了最低点。日方抓住法方代表急于达成协议的弱点，以“不明白”为借口，施以拖延战术，迫使对方主动把价格压下来。

　　所以，一项谈判往往需要通过长时间的努力才能达成。除了命名用谈判技巧外，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就是任何公平可行的时间去理解它，适应其中必然包含的新事物新概念。当我们摒弃旧有的东西接受新鲜事物时，会有很大阻力，所以要最后接受新鲜事物，必须给别人充分的时间让他们去理解。

　　没有耐心是办不成事的，更不用说办大事。在谈判中，具有耐心，善于使用拖延战术，将使你在谈判之中占据主动，然后在适当时机答应对方一项条件，则更容易达成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