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历史长存的民族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民族精神，一个与民族的振兴，必须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每个民族都有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历代传承的民族性，它是长期共同社会生活所形成的共同需要与利益、共同命运和理想所形成的。那么什么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什么是大多数中国人在这个共同的文化传统中所形成的心理特征或民族性格呢？当初步走上繁荣富强之路，面向廿一世纪经济全球化、科技信息化、文化交融化的新时代，中国人的民族文化与心理特征又将如何发展变化呢？

一．中华传统文化与民族性格特征

　　中华传统文化中两千五百年来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是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与封建宗法社会制度下的产物，强调伦理道德、社会责任、人际关系与群体意识。它对维持家庭与社会的稳定，规范行为与人才培养，起过有益的作用。但是它压抑个性自由，缺乏平等意识，没有科学、民主的人文精神与尚武、创新意识。

　　儒家文化强调伦理道德，所立项目与释义众说纷纭，以仁为例，至少有几十种解释，即在论语中，也见于多处而含义不一。到共和国成立之前，儒家学者仍有“仁、义、礼、智、信”五常；“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八德：和“礼、义、廉、耻”的四维等提法。

　　儒家文化通过教育对民族性格与价值取向有广泛的影响。儒者立身处世，接受与奉行入世与济世的、积极有为的、讲究伦理道德的下列原则：

　　修齐治平，仁义忠孝；

　　少立大志，耀祖光宗。

　　内圣外王，立德立功；

　　刚健有为，人定胜天。

　　中国传统文化中另一朵奇花是道家文化，以老子、庄子为代表，与孔子、孟子的儒家文化并存两千余年。虽然历代统治者多数支持与利用儒家文化，达到维护宗法等级制度与王侯统治地位的目的，甚至是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道家以其辩证思维、尊重个性、超脱风度（否定权威崇拜与等级依附）与道法自然的哲学，在百家争鸣之中独树一帜，如鹤立鸡群，与儒学正统既分庭抗礼，又相辅相成。

　　孔子曾向老子求教，他们是如何讨论的？历史文献没有记载。但是老干道德经第十八章提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子；昏乱，有忠臣。是”直接与儒学的忠孝仁义的治国思想针锋相对的；第十九章继续提出：“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是老子对圣智、仁义、巧利的否定。而老子提倡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复古倒退思想和愚民政策，与儒家的法先王，赞古风又有相辅相成的作用。

　　老子道德经中提出：“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第八十一章），“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第四十四章），“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敌得。”（第四十六章）；“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第廿四章），“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静胜躁，寒胜热，清静为天下正”（第四十五章）；“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第五十五章），“和其光，同其尘”（第五十六章）；“善用人者，为之下。”（第六十八章），“强大处下，柔弱处上”（第七十六章），“柔弱胜刚强”（第三十六章），“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第二十八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第三十七章）。以上这些充满人中哲理与辩证思维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如下的中国道家处世养生原则。

　　利而不害，为而不争；

　　少私寡欲，知足知止；

　　知和处下，以柔胜刚；

　　清静无为，顺其自然。

　　这个处世养生原则以阴柔顺应为特色，继承了母系氏族社会的母性或女性素质崇拜，结合太极拳、导引、静功、坐道，注意饮食起居，形成特殊的养生之道。

　　从反向思维的角度出发，与上述道家处世养生原则相对立的原则是：“损人害己，不为而争；极私多欲，得寸进尺；好斗居高，刚愎自用；倒行逆施，违反自然。”这样做的结果必然带来许多人间矛盾和冲突、精神烦恼与痛苦，是不言而喻、不辩自明的，但当局者常执迷不悟，以致心身憔悴不堪。

　　中国人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全面教育而潜移默化，在青年求学求职，求立足社会与实现个人理想之时，都接受儒家文化，采取入世、有为、贡献社会的价值取向；而在老年退休，事业失败，妻离子散，病入膏肓，精神挫折，焦头烂额之际，要求减轻或摆脱精神痛苦与求助心切之时，便倾向接受道家处世养生原则，或皈依佛门及其他宗教，所谓“彼一时也，此一时也。”

　　中国人的民族性格，近百年来有一些中外作家，作过不少的描述，特别有意义的是进行中外或中西对比。有些性格表现是共同的，即人性的普遍表现；有些则是彼有我无或彼无我有的，即民族差异性的表现。不同社会文化与价值取向，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政治经济环境下形成的民族性差异，是我们更为关注的研究对象。外国关注这个问题的学者近代有李约瑟、罗素、汤恩比、费正清、史密斯、何天爵、卫礼贤等，不少留有专著与中译本。他们旁观者清，对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与民族性格，褒贬不一。一致赞扬中国人的勤劳节俭，谦逊温和，敬老尊贤，家庭为重。又提出中国人不爱卫生（随地吐痰），不守时间，缺少公德，一盘散沙，因循守旧，逆来顺受等。中国学者严复、陈独秀等较早提出中西文化与民族心理特征对比，使特征差异一览无余，虽然此种特征截然划分与对比的方法不完全符合客观实际，但足可发人深省（参见了文）。而鲁迅（“阿Q正传”）。林语堂（“吾国与吾民”）、胡适、潘光旦、柏杨（“丑陋的中国人”）等学者，亦有许多描述。胡适提出过国民性中四个主要弊端，即贫穷、疾病（东亚病夫）、愚昧（文盲众多）与自私，简称“贫病愚私”，一个世纪以来随着富强与人民经济生活、教育、卫生、体育事业的发展，旧貌已换了新颜。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1895年在“论世变之极”一文中对中西文化与心态差异，有过如下的对比：“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繁文，而西人乐简易。……”

　　陈独秀1915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一篇“论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的文章，明确指出“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庭为本位。……宗法制度之恶果盖有四焉：一曰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一曰窒碍个人意志之自由，一曰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一曰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力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

　　综上所述，在中华文化熏陶下，中国人的传统心理，有如下几个特色：

　　1．勤劳俭朴，自强不息

　　中国人的勤劳俭朴，无论是在欧美发达或是非洲与东南亚发展中的，都享有盛誉，有口皆碑。而在世界几个古老民族当中，能够屡经患难自强不息，屹立于亚洲东方，走向繁荣富强的，也唯我中华民族。

　　2．求同务实，谦和持中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制，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中国人的求同务实，封闭保守，中庸之道，不走极端，不求标新立异，不敢锋芒毕露，以谦受益，以和为贵的心态与行为方式，至今仍独具特色。

　　3．家庭为重，亲疏有别

　　中国人的家庭观念最重，从小接受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夫妻恩爱、亲友诚信的教育全家成员风雨同舟、荣辱与共，个人理想是光宗耀祖、福荫子孙；一家之长，有令必行，妇幼之辈，惟命是从；甚至为了家庭成员的群体利益，不惜牺牲许多个人利益。这种“亲亲”观念形成互相依靠的亲情、族情、乡情，也形成社会上的关系网与裙带风，以及人情大于国法，人治甚过法治的家长制与家天下传统格局。

　　4．伦理为纲，尊卑有序

　　孔孟儒家的纲常伦理教育长期规范中国人的思想行为：修身、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发展程序；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的心理卫生标准；忠孝仁义的为人处世法则；为历代统治者所利用与推崇，使平民百姓不好犯上，不好作乱，尊君爱国，尊父爱家尊师重道，尊长爱幼，这种“尊尊”传统文化与民族心理，历时千百年而经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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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华文化与民族心理的现在与未来

　　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近半个世纪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与反对封建统治的革命斗争，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战争与相继的全国解放战争，中国人民拥有几百万军队与几千万民兵，有共产党与英明领袖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的正确领导，工农大众与革命知识分子都组织起来了，团结战斗，英勇牺牲，前仆后继，终于取得最后胜利，从此受尽百年凌辱、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1949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共和国成立不久，就面临西方的外交孤立、经济封锁，台湾海峡武装干涉与朝鲜战争。出现“一边倒：”地学习苏联以斯大林为首的无产阶级专政经验，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儒家与法家思想，形成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国初期即提出了全国公民应当共同遵守的社会公德即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社会公共财物。此后又对学校受教育的青年，提出德智体全面发展与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的标准。始终坚持德育第一、思想政治教育领先的方针。

　　文化大革命是从“破四旧”开始的，提出要破除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即“四旧”）。要“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直到文革结束前夕的“批林批孔”的运动，点名批判孔老二，毛泽东认为林彪是“尊礼反法”的，林彪的思想根源来源于儒家，从林彪家中又清查出来儒家人物的语录，于是编辑印发了“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批判材料，而四人帮是项庄舞剑，意在周公（周恩来总理）认为他是制造“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这样，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运动都对中华民族的旧文化、旧思想发起过大规模的全面进攻，但为害最烈、影响深远的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极左思潮指导下，当时提出了“斗私批修”的口号，要“狠斗私字一闪念”，要“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并批判“人性论”，要达到的理想精神境界是有公无私，有他无我；有义无利（只抓革命，不搞生产），有理无欲（样板戏中只有革命理想，没有情爱）。采用的方法是有破无立、有斗无和、有批无辩、有倒无兴。直到四人帮倒台，才结束了这场闹剧。通过拨乱反正，到80年代，再一次出现了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烈讨论。一致认定中华文化传统有其精华部分，经得起时代变迁与阶段斗争风浪的洗礼而有其跨时代与全民族的普遍性与顽强的生命力。

　　从二战结束到70年代末，当中国大陆不遗余力涤荡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对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和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进行批判，造成十年浩劫，经济生产濒临崩溃边缘的时候，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出现了经济腾飞的局面，这五个和地区都是深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的地带，而且其中三个是华人社会，那么这些地带的经济腾飞究竟是主要受益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与科技体系的西方化、现代化，还是如新儒家学派所认为的主要受益于东方儒学传统文化的发扬或复兴呢？物质文明发展与精神文明发展有何内在联系呢？

　　海外新儒家学者提出儒家文化传统对于保持社会稳定与经济迅速增长有下列几个方面的作用。即：

　　1．在家庭单位内的社会化，即创办家庭与亲族产业或企业，可以培养清廉、有教养、有技能的成员；使他们对事业、对家业具有责任心和严肃态度，为家庭、企业与民族建功立业。

　　2．发扬群体意识。发扬以人为本、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以和为贵的人际关系。

　　3．等级制思想在政治、军事、经济等结构中有其存在的自然性与合理性。

　　4．关系和睦与等级观念相结合，可增强组织内部的合理性及公平性。

　　儒家传统文化具有封闭保守性、求同排他性、超稳定性、与尊尊亲亲的等级性，强调个人的社会义务、贡献与人际关系和谐；而反封建与反神权的新兴资产阶级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则提倡个性解放、尊重人权、提倡自由、平等与博爱；因而在促进社会进步与经济腾飞中谁起主要作用，恐怕是后者而非前者。

　　可以借鉴的是近年新加坡政府倡导，经过大众媒体讨论与国会批准，建立了社会共同价值观，即：

　　1．至上，社会为先。

　　2．家庭为根，社团为本；

　　3．关怀扶持，尊重个人；

　　4．求同存异，协商共识；

　　5．种族和谐，宗教宽容。

　　从70年代后期起至廿世纪末。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廿余年中，经济建设，工农业与交通通讯、电力建设突飞猛进，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事业的发展日新月异，与此同时大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与民休养生息，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商品丰富，物价稳足，是百年来难遇的太平盛世、到廿世纪末十二亿人口大国，剩下两千多万户没有脱贫，绝大多数人口解决了温饱问题，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城乡小康之家，百万户进入富裕阶层（家产逾百万）。与物质文明显著进步的同时，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之下，精神文明建设相对滞后。与五十年代“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人民公社化时代相比，随着人民生活的改善，社会丑恶现象又沉渣泛起，主要是迷信活动、赌博活动、酗酒、吸毒、卖淫嫖娼活动、公款吃喝与贪污腐败行为，偷扒抢劫活动，拐卖妇女儿童行为，假冒伪劣货品与商业欺诈行为泛滥。直到学校、行政机关、公安、检察、司法机关经商，部队出现武装走私而登峰造极。于是领导层人物陆续提出反对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纵欲享乐主义，无政府主义与资产阶级自由化，重新提倡学习雷锋的无私贡献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战士精神。

　　在今后一段时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不变方针之下，对于共产党员、政府公务员和普通公民，应当提出怎样的理想，道德标准与行为准则？是要求个个做圣贤，人人为尧舜，还是区别对待，提出不同的行为规范要求呢？如何导向与塑造廿一世纪中国人的新文化与新的民族性格特征呢？

　　人格与道德的形成和发展，一端是极端利己，达到了损人利己的程度；经过利已不损人，利己兼利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与牺牲自己以利他人（舍己为人）的最高理想人格境界，达到轴的另一极端。每个人可以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从大节上总体评估，找到自己在这个横轴上的定点坐标（自评），社会与他人可给他一个坐标上的定点（他评），这个坐标点随着个人的成长历史与所处的社会阶级地位与经济阶层，是可移动的，有进有退的。在商人中，既有唯利是图、视钱如命的；也有仗义疏财、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而人民公仆与共产党员大多数是克己奉公的，也有蜕化变质的，但商人作为一个阶层的集体平均定点坐标与全体共产党人的集体平均定点坐标，肯定是各偏向一级而差距较大的。可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当今政治觉悟、人格水平与经济地位不存在简单的直线相关了。

　　在对待利与义、理与欲（名、权、利、色等）或利欲与义理，个体生理需要、精神需要和社会对行为的规范与要求之间，也存在对立与统一的关系。利欲驱使芸芸众生终日、终年奔波不息，求得生存与发展，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其中必有一部分人利欲熏心、贪得无厌、争权夺利、纵情享受、灯红酒绿、醉生梦死、追求感官刺激等乐趣。而中国传统文化则以义理规范社会行为，提倡崇高伦理道德、理想情操、高风亮节、淡泊名利、兼济天下、我为人人，安贫乐道，天下为公。百姓在市场经济的花花世界中，听的、说的、做的与想的，有时真是南辕北辙，许多人出现信仰危机，迷失方向，而各行其是。因为上帝死了，不必忏悔；孔家店倒了，不必自省：毛主席死了，不必检讨。

　　跨入廿一世纪，在现代化经济建设即客观物质生产和生活实践活动基础上，中国人的社会文化与心态发展趋势应当是可以预测的。一方面它将包涵历史上形成的中华民族的人生与社会理想、价值观念、伦理规范、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心理状态等，另一方面又吸收马克思列宁以独立人格为前提的自由、平等、民主、法制、科学精神与社会公平、公正、公开观念组成的新的价值体系。廿一世纪人类文化发展的总趋势将是东西方文化、不同民族心理、社会心理日益走向沟通，互补互动，不断整合重构与创新的过程。

　　面向廿一世纪，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速度将加快。究竟是加速引进西方文化呢，还是坚持保留东方文化中某些优良传统，并敢于否定西方文化中某些糟粕。东方文化中某些精华也许可供西方文化借鉴，从而我们便为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商品交换与市场经济基础上形成的西方文化特色，是要求这个商业社会中人人平等、个体自由、个性解放、广泛民主，是以个体主义为出发点的。持”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信条，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个体自由，婚姻与家庭将逐渐淡化与解体、独身与不婚同居将逐步增加；为了最大限度追求个体自由与广泛的政治民主，提倡有在野党与广大群众（纳税人）对政府的经常公开监督，要求政府行为尽量公正、公平、公开，尽量制约行政官员的权力，有效防止其滥用职权，营私舞弊；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个性解放，倾向于尽量减轻法律的惩罚，摆脱道德宗教与纪律的约束，不接受风俗习惯或礼节的限制，追求生存质量与生活享受。他们也能尊重他人自由与社会公德，但社会义务感、社会责任心相对淡簿。

　　中国文化以长期的小农经济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为基础，加上百年帝国主义侵略，五十年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失败和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成功。在精神文明建设上倾向于增强群体意识或集体主义精神，提倡爱国爱家、社会利益为重，提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限制经济收入差别过大与贫富悬殊，不追求绝对平等，也许适当保留尊尊与亲亲的等级观念传统.更具天然合理性；不提倡绝对自由，反对无政府主义与资产阶级自由化，强调政府权威与党的领导，对于权力缺乏有效监督问题正在改革之中；将由基层到高层的政权选举与政务公开中，逐步扩大民主；不提倡个性完全解放，反对纵欲与享乐主义，提倡公民守纪律，顾大局，有良好社会公德，继续发扬勤劳与节俭精神；提倡共产主义理想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反对极端个人主义与拜金主义。

　　对于廿一世纪中国人的社会文化与心理特征的塑造，个人预测将以下列几项为主要内容：

　　爱国爱家，关心社会；

　　义利兼顾，礼貌文明；

　　勤奋朴实，勇敢谦和；

　　标新立异，敬业乐群。

　　其中”爱国爱家，关心社会“继承了儒家传统以群体意识为主流；”义利兼顾，礼貌文明“是中西现代化社会适用的行为规范；”勤奋朴实，勇敢谦和“仍然是中华民族性格的承袭与发扬，而勤奋比勤劳更具劳动的自觉性，朴实无华比节俭更代表进入小康社会生活水平的人格素质，在谦和的人际关系与国际关系（和平外交，永不称霸）的基础上，必须保持救亡图存的战争年代那种全民皆兵、同仇敌忾的勇敢精神，在青少年教育中防止性格女性化倾向，即过分培养温顺、含蓄、沉静、谦和、忍耐、委曲的性格，才能动员可用之兵顶得住世界与地区霸权主义的压力与威胁；”标新立异“是中华文化传统中最缺乏的素质，包括提倡科技创新、学术民主，增进政治民主与公民自由，克服专制保守、思想僵化的固疾，同时加强法制建设与纪律教育；”敬业乐群“从积极方面提高职业技能与职业道德素质，另一方面反对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保持社会稳定与坚持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

　　每个公民从青年时代起，形成其世界观与人生理想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与审美情趣，一方面是思想政治教育、道德伦理教育，即精神文明建设关注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心理健康教育与为开拓中华文化传统精华应用于养生和心理治疗的学者们所关注的问题，我们就是从后一种角度来探索这个问题的。愚者千虑，或有一得，错误与不妥之处，欢迎海内外专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