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农民工希望撕下“廉价”标签 强烈渴望被尊重
阅读1187 | 发布日期:2008-12-09
今年6月，南京师范大学6名学生会同该校教育、社会、伦理学专家，组成调研团队，前往苏州、扬州、镇江、徐州和南京五地，历时近半年调研18—28周岁年龄段的农民工2000多名，完成了近10万字的《江苏省当代农村进城务工青年价值观研究》，彰显了当代大学生关注社会问题的敏锐和坚持不懈的意志。
6名学子，5座城市，2000多名接受调查的80后新生代农民工，就这样汇聚成了一份沉甸甸的调研报告。对于这6名学生来说，他们以青年人独特的视角，触摸到了这群同龄人的灵魂和内心，但当这份调研报告画上句号的时候，他们却发现，其实通过这次价值观的调研，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也正悄然改变。
指导老师点评
研读这些文字，我的情绪可谓“五味杂陈”：从心酸到沉重，继而又有自省和反思，最后以致跃跃欲试、迫切想做点什么。因此，如果说《江苏省当代农村进城务工青年价值观研究——基于江苏省苏南、苏北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抽样调查》根本意旨何在，我觉得正如学生们在撰写报告之初对我所说的：“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的研究，在于抛砖引玉，寻找一条解决问题的绝不敷衍和冷漠的路，希望我们的政府相关部门、新闻媒介、学术机构都更加关注这个群体。”
——南京师范大学宣传部部长 黄进教授
迈出这一步不容易
顾若君爱戴一顶可爱的棒球帽，穿着一身休闲的衣服，未语先笑。这个从小在城市长大的大二小女生，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会在某一天主动请缨，拿着一叠厚厚的问卷，深入到建筑工地等场所，和8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打成一片。
“我以前见到他们，会不自觉地躲得远远的。”顾若君说，但她现在很为以前的这种做法羞愧。2008年的6月，顾若君和她的另外五个伙伴：袁宇澄、陈仁波、段哲贤、张璞楠、王璎钰一起，打算做一个课题研究，来参加全国大学生“挑战杯”的课题竞赛。但是，半年以后，当凝聚着心血的研究成果出炉，这帮年轻的学子却发现，他们的调研早已跳出了“挑战杯”竞赛本身，而是已经开始直面社会，并且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沉重的问题。
因为他们选择了新生代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作为自己的调研对象。“这些和我们年龄相仿的同龄人，他们到底有着怎样的价值观？他们和父辈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差距？”袁宇澄发现，当他们最终把这个课题确定下来之后，突然觉得自己对这个同龄人的群体是非常的陌生。
价值观是个很大的概念，他们又分成了六小类：道德价值观、经济价值观、职业教育价值观、审美价值观、人生价值观和婚恋价值观。每人负责一类价值观的调研。
调研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一份好的问卷。单制定问卷，就花了他们一个月的时间。“这些打工者的文化水平不高，我们应该在问卷上尽量减少学术用语，要写得通俗易懂。”如在问到一些价值取向时，会用一些诸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等来形象描述。而且，在一些措辞上他们也特别地注意，更多地考虑受访者的立场。比如在问卷的标题上，他们会写“青年价值问卷调查”，而不会写“农村青年价值问卷调查”。诸如此类的细节还有很多，“只有得到他们的认同，我们的调研才能开展得下去。”袁宇澄说。
问卷设计好后，六名大学生利用暑假的时间，分赴镇江、苏州等五座城市，开始和2000多名不同职业的80后农民工打交道了。
他们希望撕下“廉价”的标签
顾若君、袁宇澄他们拿着厚厚的问卷，冒着酷暑，来到建筑工地、街头小店，寻找受访对象。在安德门劳务市场，他们看到了令人震撼的一幕。当时，24岁的南通小伙子王英辉正在仔细阅读着广告栏里的招聘启事：“急聘服务员，18至25周岁，包吃住，每月休息3天，每天要能加班两小时以上，月薪1800元……”
王英辉看到这个招聘后，大笑一声，说：“这样的工作，傻瓜才去！”王英辉“语出惊人”，“每天要干10小时，每10天才休息一天，钱是小事，真把我们当牛马了！”
看着儿子这样，同样正在找工作的父亲老王颇多感慨：“现在年轻人找工作真是被宠坏了。要是在10年前，非被老板一脚踢出门不可。那时我来南京打工，只要老板管吃管住、按时出粮(发工资)，就很满足了，哪敢挑三拣四，跟老板讨价还价。”
果然，顾若君他们在随后的调查中发现，和王英辉一样有类似想法的新生代民工不在少数。这些年轻的民工们敢于用脚投票——炒老板的鱿鱼，成为农民工中最活跃的“跳槽者”。
“他们的自尊心很强，被他人尊重的渴望显得出奇强烈。他们非常希望能和城市里的同龄人展开一场竞争，以早点撕下贴在身上太久的‘廉价’标签。”顾若君说。
既然出来了，就不想再回到农村
在负责调研新生代农民工审美价值观的袁宇澄看来，这群同龄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根本就没有种过地，皮肤也不再黝黑，乡音不再浓厚，他们大都染着色彩艳丽的头发，听着大功率山寨机外放的音乐，以模仿城里人的行为方式来融入这座城市。
他们是如此强烈地想要离开土地。“没有电影院，没有网吧，没有超市，就连看电视的频道和节目也很少。”在和调研组的交谈中，28岁的农民工李光斌对那个他从小生活的农村显然有着诸多的不满，但却是当代农村青年的心声的真诚表达。这个来自宿迁的小伙子现在在一家合资企业里做理货员，每周工作6天，每月工资1000元。他到这座城市后，更多关注起电影院、网吧等娱乐设施，而当年他的父亲出外打工时，对这些“只有城里人才去的地方”漠不关心。因为他知道，他的根在农村，等有一天自己老了，城里人不再雇他了，他还会回到属于自己的土地。
但李光斌已经留恋起城市的生活，他不会像老父亲那样“认命”。“从我到这里的第一天起，我就下定决心要把根留在城市。”在李光斌的设想中，他将来要和朋友合开一家自己的公司，一起做生意。而且他已经和朋友说好了，将来他们招聘工人的时候，要为工人买保险，绝不强迫工人加班加点。
在一项“新生代民工对道德观点的认同率”调查中，进取型道德已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无一人选择“人怕出名，猪怕壮”；61%的人选择“积极进取，勇于创新和竞争”；仍有39%的人认为“应该知足常乐”，以女性和已婚者选择率较高。
6名学子，5座城市，2000多名接受调查的80后新生代农民工，就这样汇聚成了一份沉甸甸的调研报告。对于这6名学生来说，他们以青年人独特的视角，触摸到了这群同龄人的灵魂和内心，但当这份调研报告画上句号的时候，他们却发现，其实通过这次价值观的调研，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也正悄然改变。
指导老师点评
研读这些文字，我的情绪可谓“五味杂陈”：从心酸到沉重，继而又有自省和反思，最后以致跃跃欲试、迫切想做点什么。因此，如果说《江苏省当代农村进城务工青年价值观研究——基于江苏省苏南、苏北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抽样调查》根本意旨何在，我觉得正如学生们在撰写报告之初对我所说的：“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的研究，在于抛砖引玉，寻找一条解决问题的绝不敷衍和冷漠的路，希望我们的政府相关部门、新闻媒介、学术机构都更加关注这个群体。”
——南京师范大学宣传部部长 黄进教授
迈出这一步不容易
顾若君爱戴一顶可爱的棒球帽，穿着一身休闲的衣服，未语先笑。这个从小在城市长大的大二小女生，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会在某一天主动请缨，拿着一叠厚厚的问卷，深入到建筑工地等场所，和8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打成一片。
“我以前见到他们，会不自觉地躲得远远的。”顾若君说，但她现在很为以前的这种做法羞愧。2008年的6月，顾若君和她的另外五个伙伴：袁宇澄、陈仁波、段哲贤、张璞楠、王璎钰一起，打算做一个课题研究，来参加全国大学生“挑战杯”的课题竞赛。但是，半年以后，当凝聚着心血的研究成果出炉，这帮年轻的学子却发现，他们的调研早已跳出了“挑战杯”竞赛本身，而是已经开始直面社会，并且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沉重的问题。
因为他们选择了新生代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作为自己的调研对象。“这些和我们年龄相仿的同龄人，他们到底有着怎样的价值观？他们和父辈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差距？”袁宇澄发现，当他们最终把这个课题确定下来之后，突然觉得自己对这个同龄人的群体是非常的陌生。
价值观是个很大的概念，他们又分成了六小类：道德价值观、经济价值观、职业教育价值观、审美价值观、人生价值观和婚恋价值观。每人负责一类价值观的调研。
调研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一份好的问卷。单制定问卷，就花了他们一个月的时间。“这些打工者的文化水平不高，我们应该在问卷上尽量减少学术用语，要写得通俗易懂。”如在问到一些价值取向时，会用一些诸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等来形象描述。而且，在一些措辞上他们也特别地注意，更多地考虑受访者的立场。比如在问卷的标题上，他们会写“青年价值问卷调查”，而不会写“农村青年价值问卷调查”。诸如此类的细节还有很多，“只有得到他们的认同，我们的调研才能开展得下去。”袁宇澄说。
问卷设计好后，六名大学生利用暑假的时间，分赴镇江、苏州等五座城市，开始和2000多名不同职业的80后农民工打交道了。
他们希望撕下“廉价”的标签
顾若君、袁宇澄他们拿着厚厚的问卷，冒着酷暑，来到建筑工地、街头小店，寻找受访对象。在安德门劳务市场，他们看到了令人震撼的一幕。当时，24岁的南通小伙子王英辉正在仔细阅读着广告栏里的招聘启事：“急聘服务员，18至25周岁，包吃住，每月休息3天，每天要能加班两小时以上，月薪1800元……”
王英辉看到这个招聘后，大笑一声，说：“这样的工作，傻瓜才去！”王英辉“语出惊人”，“每天要干10小时，每10天才休息一天，钱是小事，真把我们当牛马了！”
看着儿子这样，同样正在找工作的父亲老王颇多感慨：“现在年轻人找工作真是被宠坏了。要是在10年前，非被老板一脚踢出门不可。那时我来南京打工，只要老板管吃管住、按时出粮(发工资)，就很满足了，哪敢挑三拣四，跟老板讨价还价。”
果然，顾若君他们在随后的调查中发现，和王英辉一样有类似想法的新生代民工不在少数。这些年轻的民工们敢于用脚投票——炒老板的鱿鱼，成为农民工中最活跃的“跳槽者”。
“他们的自尊心很强，被他人尊重的渴望显得出奇强烈。他们非常希望能和城市里的同龄人展开一场竞争，以早点撕下贴在身上太久的‘廉价’标签。”顾若君说。
既然出来了，就不想再回到农村
在负责调研新生代农民工审美价值观的袁宇澄看来，这群同龄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根本就没有种过地，皮肤也不再黝黑，乡音不再浓厚，他们大都染着色彩艳丽的头发，听着大功率山寨机外放的音乐，以模仿城里人的行为方式来融入这座城市。
他们是如此强烈地想要离开土地。“没有电影院，没有网吧，没有超市，就连看电视的频道和节目也很少。”在和调研组的交谈中，28岁的农民工李光斌对那个他从小生活的农村显然有着诸多的不满，但却是当代农村青年的心声的真诚表达。这个来自宿迁的小伙子现在在一家合资企业里做理货员，每周工作6天，每月工资1000元。他到这座城市后，更多关注起电影院、网吧等娱乐设施，而当年他的父亲出外打工时，对这些“只有城里人才去的地方”漠不关心。因为他知道，他的根在农村，等有一天自己老了，城里人不再雇他了，他还会回到属于自己的土地。
但李光斌已经留恋起城市的生活，他不会像老父亲那样“认命”。“从我到这里的第一天起，我就下定决心要把根留在城市。”在李光斌的设想中，他将来要和朋友合开一家自己的公司，一起做生意。而且他已经和朋友说好了，将来他们招聘工人的时候，要为工人买保险，绝不强迫工人加班加点。
在一项“新生代民工对道德观点的认同率”调查中，进取型道德已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无一人选择“人怕出名，猪怕壮”；61%的人选择“积极进取，勇于创新和竞争”；仍有39%的人认为“应该知足常乐”，以女性和已婚者选择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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